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社会变革的声浪此起彼伏，新文化新思想迅速传播。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5月3日19时，在北京高校学生代表集会上，就读于北京大学的遵义赤水人谢绍敏慷慨陈词，并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这一壮举，进一步激起学生代表对帝国主义的愤恨。
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举行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示威游行为起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6月初，重庆进步学生组织派员到遵义活动，在街头散发传单，在遵义府中学堂讲演，介绍五四运动情况。
6月13日，遵义在京求学学生张季（张继芳）、晏平全等30余人，给遵义的父老乡亲发回通电，呼吁家乡同胞声援五四运动。同时还寄回数十张北平学生游行时的标语和传单。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遵义人民群情激愤，立即以实际行动支持爱国斗争。
当时，遵义一些学校的爱国教师，利用讲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6月19日至21日，遵义城内有7所中小学共计2000多名师生集队上街游行，“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不绝于耳。师生们还在遵义府中学堂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发起成立遵义学生救国联合会。
受到遵义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6月23日，两家丝织厂的30多名工人举行集会并罢工，发起抵制日货运动；6月24日，遵义城疋头（布匹）、百货、医药3个行业商人罢市，紧接着全市18个行业80%的店铺关门停业响应。
至此，遵义的爱国运动，由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由学生、工人、商人相继参加斗争的群众运动。
从7月中旬以后，遵义爱国运动扩大到郊区。遵义县（现播州区）团溪、懒板凳（今南白）、鸭溪等地小学高年级学生也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演讲集会，检查日货，密切配合城区的斗争。
《贵州青年运动史》一书记载：“遵义是贵州全省第一和唯一出现罢课、罢市、罢工‘三罢’风潮的县城，表现了较大的声势和较高的水平。”熊宗仁所著《五四运动在贵州》也提及：“遵义在五四运动中的反应，并不亚于贵阳，在某些方面深入发展的水平，还成为全省之冠。”
遵义人民响应五四运动，是当时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全国运动的开展。尽管受到了军阀的镇压和破坏，但遵义人民没有屈服，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五四”新风越过巍巍娄山，感染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走出黔北大山，寻求救国救民真谛。从此，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在遵义广泛传播，揭开了遵义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