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游客。
　　黔北重镇遵义，南邻贵阳，北倚重庆。在长征途中，这座城市因中国共产党召开那次生死攸关的转折性会议——“遵义会议”而闻名遐迩。

　　7月末的遵义，骄阳似火。位于市区万里路南端的迎红桥，宽阔的柏油桥面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桥头，总面积达1080平方米的“遵义人民喜迎红军”大型浮雕，似展开的画卷，见证历史，壮美恢宏。81年前的1935年1月9日，遵义的工、农、学生、各行各业劳动者一路敲锣打鼓，高喊“欢迎红军！”的口号，直奔桥头的“接官厅”前，迎接红军进驻。

　　“遵义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个开门迎接红军进驻的城市”，在研究红军长征近十年的贵州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陈守刚的眼中，“如果说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那遵义和遵义会议无疑是让这个奇迹得以存在的关键点。”

　　从迎红桥一路向北，遵义市子尹路东侧一栋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在蝉鸣声中闹中取静。遵义师范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大三学生张燕和她的11个“同校小伙伴”们，已经在这里做了两个星期的志愿者——每到暑假，“每天爆满的参观者”，让纪念馆不得不再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担任讲解员。

　　从4月开始上党课参加培训、准备讲解词，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张燕早已烂熟于胸：“这座‘曾经遵义城最宏伟的建筑’，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遵义后，红军总司令部就驻守在这里”。

　　走近主楼，青砖廊柱，上盖小青瓦，雕花门窗，配有栗色漆板，看起来古朴雄伟；各室的墙壁上，许多墨写的红军标语，字迹已经斑驳；站在二楼的走廊上，扶栏凭眺，四周苍翠挺拔的群山巍峨高耸；会议室内，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桌下还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时光仿佛又倒回当年遵义会议召开时参会20人针锋相对、激烈争论的情境。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句高中历史课本上关于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概括性描述，在张燕三个月的准备中越来越具体：“长征开始的三个月，红军损失过半，遵义会议则在关键时刻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主张和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

　　事实上，这样深刻而具体的认识，更多的来源于遵义城中众多实事求是、执着钻研的研究者的挖掘和探究。59岁的陈守刚，就是其中的一位。

　　“小时候常常听老辈人说起这些故事，总希望从不同视角切入，为共产党历史上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做点什么”。2010年，在经过长达4年的海量搜集、阅读整理前人史料之后，习水土城“女红军展览馆”中长征路上女红军的故事，牢牢抓住了陈守刚的眼睛。“尽管只有简单介绍，但极为震撼”。

　　在陈守刚看来，女红军在漫漫征途中不仅要克服心理、生理、体力上的巨大困难，与八万多将士一起浴血奋战，还要承担大量的救护伤员、后勤保障、机要安全、提振士气、宣传民众的工作，“她们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1年起，带着遵义市委宣传部出具的“通关文牒”，陈守刚背起相机、行囊，开始徒步“重走长征路”，细致搜集女红军的故事。从江西瑞金出发，舍弃宽阔好走的大路，陈守刚一路披荆斩棘，先后拜访了58位90岁以上的老红军，参观了13个革命纪念馆，收集了103本有关中央红军长征的史料和读物，历时2年零2个月，最终达到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的吴起镇。

　　途中，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带着1300多人的女红军队伍冲锋在前，几乎全军覆没的故事；有“长征路上女挑夫”之称的危秀英、矮小瘦弱的邓六金救助伤员的故事；有曾玉、贺子珍、杨慧清等女红军在崎岖的山路上忍痛分娩，还要承受骨肉分离的故事……让陈守刚一次次流泪喟叹“长征路上女红军的坚韧和伟大”。

　　2014年“十一”前夕，收录、整理了长征路上30位女红军故事的《遵义记忆中的女红军》面世。

　　自2015年3月起，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社区的上百场“女红军故事”宣讲中，陈守刚一次次激动地从宣讲席上站起来：“在社会迅速变革，某些人价值观发生扭曲偏移的当下，长征路上的红军，尤其是女红军们追求光明、求索奋进、坚韧刚毅、永不叛党的博大胸怀，足以洗涤我们的心灵。我们需要牢记这片‘初心’，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不动摇！”

　　（执笔：王蓓 参与采写：刘旭 周玉林 田珊檑 高雅丽 郑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