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大山深处，有一座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城——遵义。涓涓流淌的湘江河水，陪伴着这座古老的城，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遵义是一座红军之城。这里的红墙黛瓦，曾见证过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记录着那一段段珍贵的历史时刻。
子尹路96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当时遵义城中首屈一指的建筑。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就成为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二楼的小客厅召开。
1935年1月15日，20名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在这个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
从激烈的路线争论到冷静的战事分析，连续三个晚上，古城中只有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通宵亮着马灯。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问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从被动转移，到掌握主动，走出绝境，《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时的《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
从此以后，这支代表中国革命火种力量的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激战腊子口，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纵横十余省，行程两万五千里，实现了主力大会师。
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让人民的军队从绝境中走出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看似是历史偶然选择了遵义，但偶然中却有着历史的必然。
所“遵”之“义”，为国为民
遵义古称播州，播州这个名字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自唐代易名播州始，后经五代、宋、元、明等朝，足足存在了962年的时间。
遵义这个名字的出现，略比播州之名晚几年，当时是命名的播州所领的一个县。
而遵义所遵之“义”，还要从西汉末年的一个人讲起。
西汉末年，天下纷争，割据西南的公孙述趁乱起兵，自立国号。
当时只是一名小小功曹（类似于太守助理）的谢暹，见国家分裂，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十分痛心。
面对叛军招降，他愤然回答，这片土地只属于大汉王朝。
其实遵义远在西南边陲之地，当时的汉朝鞭长莫及。但在谢暹看来，地方再远，也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不能分割。
于是他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动员众人一同支持汉朝。
谢暹的做法激怒了叛军，他们派兵前来围剿，谢暹带着几千人的队伍，抵死不从。
就在这时，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的消息传来。谢暹立即派遣使者奔赴中原，表示忠于汉王朝。
见到西南边陲来使归顺，刘秀大为感动，于是赐封谢暹等人为“义郎”。
“义郎”之“义”，一是维护国家统一，是为大义；二是使百姓免遭战火涂炭，是为正义。为国为民，皆在其中。
后来唐朝置播州后，把其中一个县命名为“遵义县”，忠义精神就此成为这方水土的风骨和底蕴。
“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
古城西北龙岩山巅的海龙屯，记载着播州杨氏家族的往事。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挥师南下，攻打四川，眼看四川困于战火，播州土官杨价立即组织起五千士兵驰援。
杨价援军的到来减缓了敌人的进攻速度，但依旧却无法扭转战事，不久，成都陷落，播州告急。
得知播州告急，杨价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把儿子杨文叫到跟前，留下嘱托，我们杨家一直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为家训，这个规矩不能破，日后子子孙孙都要继承。
杨价去后，杨文含着眼泪承袭父职，随后率领播州将士抗击敌军。
同时，组织百姓开山运石、修筑工事，在悬崖峭壁上筑起十几座关屯环卫的“山城防御工事”——海龙屯。
海龙屯阻挡住了蒙古铁骑的脚步，播州终于被守住了。
杨氏家族在播州统治了29代，前后有725年，他们始终恪守着心中的大义，“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护一方国土安宁。
如今，历经数百年风霜的海龙屯早已斑驳，但忠义精神，却深深扎根在了遵义这片土地。
忠于国家，心怀正义。古往今来，在这座以“义”命名的城市里，人们始终秉持着一个“义”字行事，做忠义之人，行仁义之事，守信义之本。今天，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新一代遵义人继续身负家国大义，在各行各业推动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