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在遵义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这次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遵义会议纪念馆大门上，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记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地点在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旧宅。
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20把藤木椅子静静地围绕着一张赭色的长桌；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激烈争论的会议场景仿佛就在眼前……颇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并无会议纪要，20位参会人员具体名单，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事人的记忆及相关资料考证得知的，但他们具体的座位位置已无从知晓。房间东壁上一只老式挂钟早已停止了摇摆，仿佛将时间停驻在彼刻。
遵义会议纪念馆制作的一个3D模拟情景剧，反映了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在剧中，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时有些趾高气扬。他说，红军一路来坚持的路线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周恩来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在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和怨气，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在毛泽东的发言中，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
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召开的挽救中国革命的会议。”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王志力说，“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了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
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并因此而彪炳史册。
如今子尹路上的遵义会议会址成为人们重温红色记忆不可不来的地方。每年四五百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朝气蓬勃的学子，有党政机关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或感恩、或求知、或敬仰。
当年见证了遵义会议全过程的那棵小槐树如今已变成了老槐树，但却依然坚挺地守护在会址旁，枝繁叶茂，满树繁花。新时代的遵义，正如毛泽东的诗描绘的那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