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想象中，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临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立即贯彻执行决议，诸事完成，一帆风顺。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遵义会议如同一首宏大的交响乐，有它的“前奏”和“尾声”。“前奏”，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了充分铺垫；“尾
声”,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后续工作。如果没有“前奏”和“尾声”,遵义会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前奏
交谈。遵义会议的“前奏”较长，它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决定长征前就开始了。“前奏”的主要演奏者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代表了广大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前奏”的核心内容是对错误的军事路线的不满。但开始，他们对这条路
线实质的认识尚不清晰，也不够深刻。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转移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之间，虽然没有相互交换对当时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意见，但相互间大体上知道对方的看法，是“心照不宣”。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得知张闻天对中央“三人团”（ 李德、博古、周恩来）将毛、张、王三个政治局
委员，分散到各军团行动有意见，就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这为他们长征路上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深化认识，创造了条件。当时张闻天对博古“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已有所流露。
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动和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机局面，必须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错误。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拉开了序幕。之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2月初，过了湘江以后，毛泽东看
到红军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认为必须结束这条错误路线，于是向中央提出开会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这是正确路线向错误路线第一次公开叫板。此时，红军中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长。但当时忙于转战，不可能坐下来
开会讨论军事路线问题。
张、毛、王三人形影不离，经常交谈，人们把他们叫作“新三人团”。对此博古、李德很不满，认为他们是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为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
较量。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两条路线首次公开交火。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北上这一新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
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支持李德的观点，两条路线的阵营初见分晓。可以说，通道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演，也是双方思想和智慧的较量。结果，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初战告捷，否定了李德、博古北上湘西的意见，这就
更加鼓舞了毛、张、王的斗志和信心。当时争论的问题只限于行动方向，还没有提出五次反“围剿”的错误问题。由于战事紧急，只能先征战转移，其他问题只得“且听下回分解”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贵州的黎平召开。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旧调重谈”，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双方争论很激烈。王稼祥、张闻天等
多数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阐明利害。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它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
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这次较量，李德、博古又失败了。至此，双方战成“2∶0”。这成了遵义会议的进一步演习，也是未来会议成功的好兆头。经过这两次围绕行军方向的公开争论，双方都明白，一场内容更丰
富、形式更激烈的斗争的展开，只是时间问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方乘胜跟进，强烈要求黎平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遵义会议是拟议中
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一个月就决定要召开，并非红军攻占遵义后的临时安排。当然，事先并未决定、也不知道这次会议叫作“遵义会议”。
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央“三人团”的军事指挥实际上已很难起作用了。但从组织上说，它依然是中央的最高指挥机构，不能等闲视之。
斗争节奏在加快。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翁安县猴场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了行军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反对李德、博古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
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样就必须过乌江，彻底堵死了李德、博古的回头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是限制了李德在军事上的独断专行权。
《决定》强调：“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而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准备。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比前一年十二月间中央军
委所作的《决议》，不仅更具法律权威性，而且其内容涉及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从此前两条路线较量的情况看，在拟议中的政治局会议上正确路线取得胜利似乎问题不大。但为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提出这一建议呢？“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
主张，就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来，参加会议的除了6个政治局委员和4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他们都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对李德、博古提出批评，保证了会议成功。
排兵。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也为落实早已决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供了时空条件。1月9日，中央纵队入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同一座楼上，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会上的斗争策略和
三人发言的“排兵布阵”。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在博古作了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后，首先由张闻天发言开头炮。他的发言“提纲”是会前一个月来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形成的，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伍修权说张的发言提纲是毛起草的)。
他分工负责系统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左”倾军事错误。为什么毛泽东执意让张闻天先发言呢？“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超过了博古，这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起来也更有说服力。”张发言之后，毛泽东
紧接着发言，负责剖析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对“左”倾军事路线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继而王稼祥发言，主要是作补充，支持张、毛的观点，并提出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建议。他们预计连发三炮后，会带动一批人发
言，并赞同对李德、博古的批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排兵布阵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王稼祥发言之后，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发、彭德怀相继发言，都支持张、毛、王的意见，“左”倾军事领导顷刻间全线崩溃。策略。关于会上的斗争策略问题，在遵义会议“前奏
”阶段毛、张、王也作了反复研究，形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只讲此前军事路线的错误，不能讲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尽管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军事问题是头等重要而迫切的，政治路线问题可留待以后再解决；另外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而且与
张闻天、王稼祥紧密关联。说政治路线错误，不仅牵涉面太大，而且张、王当时也不易接受。所以，毛泽东主张在会议上不仅不说政治路线错误，相反还要说“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对待李德、博古要区别：对李德毫不留情，对他的“老子说了算”造成的严
重军事错误，要严加批判；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对事不对人，对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领导人，尽量予以爱护，帮助他认识错误，以分化他们二人，孤立李德。以上这两条策略，毛、张、王在后来会议的发言中，都加以贯彻，收到很好的效果。会后，博古认真思考大家的
批评，不闹对立，不搞阴谋，逐步做到真诚拥护新的中央路线，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李德这个“绊脚石”、“太上皇”则彻底被搬掉。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总之，遵义会议有一个内容丰富、构思周密的“前奏”，包括交谈、较量、排兵和策略等方面。万事俱备，只等开会。1935年1月14日，外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接电后急速赶到遵义。15日至17日，会议如期举行，这首宏大的交响曲便由“前奏”进入“高潮”。
对“高潮”部分，已有许多论著详论，本文不赘。
尾声
遵义会议只开了三天，主要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权问题。“高潮”之后是“尾声”，与会议有关的许多未尽事宜，是在会后陆续完成的。而且，对一些问题的分歧和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遵义会议的“尾声”依然丰富多彩。
关于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结束了，但“决议”文本却还没有写。即使会后很快写出来，也需要经过中央审议通过。这是遵义会议“尾声”部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会议结束时，由于毛泽东的推举，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
议》，经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1月19日，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城，张闻天在行军间隙抓紧起草“决议”。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高坎，他提交了根据毛泽东发言写出的“决议”第一稿，政治局立即开始讨论。2月6日，在石坎子继续讨论。2月7日，又在大河滩村
审议“决议”草案。张闻天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连夜进行修改。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同时，中央书记处根据“决议”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决议”和“大纲”随即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随后分别到各军团、中央纵队召开党的干部会议，宣讲“决议”。
关于会议的传达。遵义会议结束，与会的20个领导人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忙于政治、军事指挥工作，并没有像和平环境那样，带着文件回去，马上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会后即使对这次会议有所透露，大多限于军事指挥权和中央组成人员的变更。现在有
案可稽的是毛泽东1月29日“一渡赤水”之前，同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李聚奎（师长）、黄（政委）、谭政（政治部主任）谈话，主要内容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缩编部队的决定。全面正式的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则是在2月8日政治局扎西会议通过了《决议》之后。
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10日，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18日，毛泽东在红一军团排以上干部会上，报告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19日，《红星》报（由红军总政治部领导，陆定
一主编）报道：“军委纵队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8日，中央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江西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路线的错误及目前的中心任
务。3月2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二次占领）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出席，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种缓慢地、逐步地传达状况，是由战争环境造成的。关于领导机构的调整。领导机构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为了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
，中央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进行，以避免一次性大调整可能引起的干部思想波动。这是遵义会议“尾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上决定周为中央军事指挥
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以中革军委或朱德名义发出的行军作战命令，均经毛泽东看过后，最后由周恩来签发。2月5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作党中央的总负责人。3月4日，中革军委为加强作战指挥，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
12日，中共中央鉴于军情瞬息万变，会多误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战事。至此，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基本完成，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得到确立。
关于统一思想认识。在遵义会议上，两种思想的斗争很激烈。博古、李德拒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强调客观原因，进行种种狡辩。特别是李德火冒三丈，怨气冲天，说自己只是“顾问”，现在却把责任全归到自己身上，他坚不接受对他的批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等紧
跟博古，会前暗中拉拢人，会上讽刺挖苦毛泽东军事指挥不高明，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予以反驳。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会后必须继续做这些人的工作，争取真正思想统一，改变以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10月10日，在扎西召开
的中央纵队干部会议上，人们指名道姓地批评凯丰和李维汉，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他们二人作了真诚的自我批评，会场气氛甚为活跃。后来凯丰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我坚持了错误方向，会后顶牛顶了两个月，经中央批评帮助，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此后，凯
丰的思想统一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一直担任党的宣传领导工作。李维汉则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纵队负责人，在新的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着。对于博古，也坚持团结、批评、帮助的方针，他不指挥军队了，不负党的总责了，但仍是政治局
常委，依然参与讨论党在长征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即使对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没有歧视，不仅有些军事会议让他列席，而且1935年9月，还让他担任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叶剑英、邓发、李维汉等，负责研究部队的整编问题。毛泽东制定的“团结和帮助犯错
误干部”方针，和中央所做的大量思想工作，产生了积极效果。
关于斗争的继续。遵义会议的“尾声”，还包括了会中斗争的延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并未因为有了“决议”而完全停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风”在1935年4月中旬就开始吹动了，代表人物是红一军团长林彪，主要内容是更换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
军事领导人。他给“三人团”写信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另外他不赞成毛泽东的“大胆穿插，寻机作战”的战术原则，认为部队净是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这实际是抹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军事所取得的战绩。5月12日、13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召开。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等列席。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行动方针。会议严肃批判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这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发言，支
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摆出大量事实，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华。他们指出：在危机情况下，毛泽东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才摆脱敌军包围，度过危机。会议强调要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
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8月初，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肯定遵义会议是正确的，要求四方面军中党支部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心存保留，态度冷淡，以致后来发展为另立“中央”的分
裂主义。中央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就实际情况而言，遵义会议的“尾声”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党的“七大”，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历史阶段了。本文所论“尾声”仅限与遵义会议后数月相关的问题，所以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