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堡作为军事上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在国内外许多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33年，蒋介石为对付红军，对中央根据地展开了第五次“围剿”,在根据地周围遍建碉堡，步步为营，逐步推进，不断压缩根据地。据2014年04期《文史月刊》中《蒋介石的碉堡政策的起源》一文记载，国民党仅在江西就修筑碉堡2900多座。这种从战略上改攻为守，战术上改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配以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加强封锁的“碉堡政策”（亦叫“堡垒政策”），给中央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破坏。加之第五次反“围剿”失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然而，由于红军长征所走线路多为各省毗邻的山区，交通不便，军事上易守难攻，因此，蒋介石一边调集各路大军追剿红军，一边严令地方政府采取包括构筑碉堡、修筑公路、举办清乡、编练保甲、组训民众、处理善后等措施，对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加强管制。红军经过绥阳前后，国民党绥阳县地方政府多次召开县政会议，研讨碉堡建设有关问题。
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之前，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先期进入贵州开展军事活动。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于1934年9月给各地下发“快邮代电”,要求各地加紧防备。“唯当剿匪期间，情势严重，各县长及各公务人员责任重大，务须遵守历次命令，整顿团防，训练警队，多筑碉堡，扼守要害，并于相当时间将地方所产粮食运入碉屯要地，使赤匪无所劫掠，坚壁清野，绝其供给。军民合作努力奋斗，庶可防祸未然，保全地方。”
作为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绥阳县长王槐熙不敢大意，于1934年9月8日在县政府主持第七次县政会议，专门研究“奉军长王（家烈）电令择要修筑碉堡储备炸药食料案”，其议决的办法是：“由各区区长迅速择要修筑碉堡勿得延误”。
1934年12月12日晚19时30分，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发出致各军团纵队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全军向贵州前进，先头红二师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3时30分，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野战军14日分别经黎平、洪州司进入贵州的行动部署。各军团纵队遵此命令，迅速向西运动。先头部队红二师六团在红三团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黎平，打开了进入贵州的门户。
中央红军进占黎平后，贵州形势更加紧张，各级纷纷给地方政府下发电令强调防备红军问题。12月15日午后1时，王槐熙在绥阳县政府主持第十一次县政会议，研究“迭奉各上峰电令赶筑碉堡以资防卫案”。议决办法是：“各区区长应遵照迭次命令择要派伕赶修完成，如因有特殊情形碍难办理者，应速据实具报，以凭核准。”根据其议案中“迭奉各上峰电令”文字可知，当时各级上峰下达给绥阳县政府的电令绝不止一次两次，“赶筑碉堡以资防卫”是当时最迫切的建设任务。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此时的国民党绥阳县地方政府对于防卫红军一事当然不敢大意，其多次召开县政会议安排构建的碉堡却未产生任何作用。1月14日，红九军团三师第八团先头部队一连人，从郑场翻过永山坎，急速占领县城西门外的黄土坎碉堡，随后大部队也从郑场翻过永山坎过南门桥顺利进占县城。红军占领绥阳县城前，王槐熙一干地方党政要员和民团早已弃城逃往小关黄秧台等地躲避，直到1月19日红军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城，红九军团撤离绥阳前往桐梓，王槐熙一干人才于3日后返回县城。红军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当日，蒋介石发布“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严令“各该部队，应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这时的绥阳，对于国民党地方政府来说是“收复失地”，但继续构筑碉堡以防不测仍然是其基本防备措施之一。因此，王槐熙于1月27日午后1时在县财政局主持第十二次县政会议，研讨“择要构筑碉堡以防不测案”。议决办法是：“1.就地方原有碉堡从速修理完善以资捍卫。2.各区如不适宜修筑碉堡应速具报理由，以便转报师部（蒋丕绪师）鉴核。”
中央红军主力经桐梓进入仁怀、习水和赤水地区，经过四渡赤水，于1935年4月27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进入川藏境后，绥阳县政府开始总结上报碉堡构筑和维修情况。1935年7月11日午后1时，王槐熙在县财政局主持第十六次县政会议，研讨“修筑黄土坎碉堡业经完峻尚需洋壹佰元以资开支结束案”。议决办法是：“第三区前拔修碉（堡）奖励费壹佰元，尚欠壹佰元，着即缴府以凭拔付结束。”会议同时还研究了“奉省主席吴（忠信）电令务将碉堡绘具图表呈送案”。议决办法是：“各区应速照前发表式绘具图表呈送勿得违延。”
从绥阳县政府在红军进出贵州前后几次县政会议研究碉堡问题的议案可知，国民党蒋介石希望通过构筑碉堡肃清“赤匪”，虽然在中央红军根据地取得一定成效，但红军的机动灵活远远超乎想象，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碉堡政策无法奏效。根据笔者调查了解，尽管绥阳县政府多次安排修筑碉堡，但县城也只有东门外黄泥堡和西门外黄土坎两处碉堡，各区并无构筑碉堡记载。在红军进占绥阳前夕，绥阳县地方军政人员早已如鸟兽散，其多次研讨后构筑的黄土坎碉堡，根本没有发挥任何的防卫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国民党政府官僚资产阶级自身体制机制存在的缺陷，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逆潮流而行，因此，其精心策划的碉堡政策，必然会面临失败的命运。
